论中国足球水平差的社会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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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2年足球世界杯于两周前落幕，中国足球再次成为了人们挖苦的对象，讥讽道14亿人的中国，其职业足球竞技水平还不如第三次夺得世界杯，且人口不足5000万的阿根廷。对此笔者将于此篇文章给出解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足球水平不能单看其人口规模，而应当看更为准确的足球人口，即所有职业与准职业的足球运动员。中国人口虽然14亿，但是足球人口不到3万。中国的人口虽然比日本多10多倍，但是日本的足球人口却是中国足球人口的10多倍，所以日本的职业足球水平比中国的强。而本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的足球人口很可能是中国的百余倍。就概率而言，如果每一万个足球运动员里能出一个世界级的球员，那么中国只可能出一位，比如说最近唯一一位能在欧洲联赛中效力的武磊。反观日本则有多达10多位在欧洲顶级联赛的留洋球员。

如果每十多万，甚至上百万个足球运动员里能出一个如内马尔、卡卡、姆巴佩、罗纳尔多、苏亚雷斯、巴洛特利那样的世界足坛巨星，那么中国过少的足球人口就决定了中国出现世界足坛巨星的机率几乎为零。而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足球运动员里才能出一个如贝利、马拉多纳、梅西那样的一代球王。

中国足球水平之所以差，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太少的足球人口。而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的低足球人口数量呢？笔者曾在《如何积极看待中国足球水平差的现况？》一文做出过解释：原因在于中国现阶段处于经济发展相对高速的阶段。

纵观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其足球水平普遍都是差的。反而是那些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甚至是停滞的国家有着较好的足球水平。比如本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2017至2020年甚至出现了连续性的负增长。

经济停滞则分为两种：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不起来，以及富裕得无法再富得发达国家。先讲第一种：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展不起来，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或经济的增长过慢而无法让其人民脱贫致富。这个国家得贫困青少年为了出人头地而实现阶级跃升，或许只能靠竞技体育一条路。而足球作为世界上最受热爱与追捧得体育项目，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贫穷青少年所刻苦练习的运动。过去的贝利和马拉多纳，乃至当今的内马尔在他们童年时都是贫穷的，而后通过职业足球出人头地发家致富。另一种经济停滞则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饱和后不再有显著的增长。由于能够开拓的实业都已被开发，所以国家的资源（既包括政府财政，也包括社会资本）不再需要过多的投入那些需要开拓的产业，而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进竞技体育的发展，其中便包括职业足球。这就为足球领域相对更多的人才发掘、选拔与培养机制创造了条件。例如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便是通过这一机制实现自己职业足球生涯的第一步。这两种情形都是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与地区所不拥有的。

职业足球成功为贫穷国家的青少年出人头地实现阶级跃升的机率极低，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且一般本地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收入也并不算高。而能够成为真正能发家致富的国际足坛巨星的机率更是千万分之一，所以除了少数极具足球天赋的青少年之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凭这项运动成功的通过职业足球实现阶级跃升的。

为绝大多数，甚至是近乎所有贫苦人民实现阶级跃升，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国家而言则并非难事。中国过去几十年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不断地开拓新的工业产业。贫困的青少年为了出人头地实现阶级跃升，完全可以作为一名白领或高技术蓝领工人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业产业。相对于职业足球那样的竞技体育的低机率，实业再助力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的机率则高很多。但是贫穷的青少年要想投身于这些新产业，首先必须学习知识与技术；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能够被聘用的工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为了学习知识与技术，那些青少年便需要牺牲参与足球运动的时间。这样一来，中国的足球人口自然就会少。然而在某些穷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实现工业化与开拓新的产业。该国贫穷的青少年也就只能投身于职业足球这唯一的出人头地平台，进而使得该国的足球人口更多。这其实是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

随着贫穷民众投身新开拓的产业赚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会随之而提高，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这一切，政府的财政税收与社会资本的累积也会提升。有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政府能将更多的财政预算花在开拓更多的新产业。有了更多的资本积累，社会也可以开拓更多更新的产业领域，为更多的贫困之人提供脱贫致富的机会。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一种良性循环。不过产业不可能无限的开拓。受制于人口与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一个饱和点。

作为经济发展尚未饱和的国家，中国还尚未达到其经济最大的潜力；还有着许多有待开拓的新产业。虽然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国人民基本摆脱了贫困，但是距离真正的富裕还有一段距离。而例如中西欧诸国与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因为人口与资源禀赋相对更少的原因，使得其能够开拓的工业产业基本都已经开拓完了，虽然现实中不可能完全达到经济的饱和点，但是也是八九不离十了。这就意味着它们能够把多余的财政预算和社会资本投入包括职业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当中，因为它们即便把资源投入于开拓新的实业也是徒劳的，所以还不如将其投入文化、体育、娱乐等次要的领域。这些领域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它们所创造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不如实业来得多。随着相对更多的资源投入进了职业足球的发展，这些国家的足球人口自然会更多。

对于中国的青少年而言，他们的家长在刚刚实现脱贫的情形下自然不愿意拿孩子最具竞争力的前半生去赌回报机率极低的职业足球，即踢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足球后发现孩子不具备靠足球出人头地的天赋，那么孩子的前半生也就浪费与耽误了。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家长都会让孩子好好接受教育，日后投身于回报率更为稳妥的实业。而在已经富裕许久的发达国家，因为家财有余，所以家长不担心孩子会因为投身于职业足球而耽误了上半生，所以相对的更愿意让孩子花时间去发掘自己的足球潜能。当然中国也有非常热爱足球的儿童与青少年，以及非常支持孩子追逐足球生涯的家长（如武磊），但是这毕竟是少数，所以中国的足球人口虽然少，但是不至于是零。

在此，笔者将举例说明：

李惠堂

中国于民国时期非常的贫穷落后，而且还伴随着战乱，使得社会更加民不聊生。然而那时的中国足球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带领下称霸亚洲。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初期经济有所发展，但是随着冷战到了中期时中国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同时封锁，中国经济出现很大的困难，直到中国缓和了与西方阵营的关系，以及施行改革开放后才有所缓解。相比之下，那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则是突飞猛进，直到1980至1990年代经济才开始放缓乃至停滞，而且一直停滞至今。这段时期，中国足球队战胜日本足球队还是蛮容易的。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开始加速后，中国队对战日本队则越来越难，直到今时，日本队已是具备挑战欧洲与南美洲强队的劲旅，而中国队面对亚洲一些实力较弱的球队也没有了必胜的把握。

作为五届世界杯冠军的足球王国，巴西的足球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的。在1970年代之前，巴西经济一直萎靡不振，而正是这一时期的巴西在球王贝利的带领下于1958年、1962年与1970年三次赢得世界杯。1970年代，巴西通过些许工业化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增长，所以自1970年到1994年之间，巴西没有再在世界杯赛场上夺冠。

巴西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违背了美国的利益。巴西所处的拉丁美洲，自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后便被美国视作自己的后花园，即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对拉美予取予求。如果拉美出现了一个经济强国，那么便会摆脱美国的影响与控制，使得美国对该地域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予取予求。因此美国在巴西实现些许工业化后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让巴西放弃了进一步的工业化发展，甚至是发展倒退。随着经济情况再次不佳，巴西的足球水平再次好转，并赢得1994年与2002年世界杯的胜利。不过自2003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成为巴西总统之后，巴西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使得巴西经济再次有所发展。于是，巴西的足球水平再次变差，自2002年之后再没有赢得世界杯。

三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靠着卖国家资产与借债维持财政，而且其主权债务已经违约了九次。即便是刚刚又赢得了世界杯，其经济情况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羡慕的。

以上这些例子虽然符合经济发展速度与足球水平成反比的规律，但是有些国家与地区也并不适用于这一规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因此，这一规律的前提还是经济学中的“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拉丁语为ceteris paribus）。这些现实中不相同的其他因素便是相对于足球，美国人更热爱美式橄榄球和篮球，加拿大人更热爱冰球，印度人更热爱板球与曲棍球，澳大利亚人更热爱橄榄球与板球。

综上所述，中国足球水平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足球人口的少，而中国足球人口的稀缺则在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当然还有诸如管理失衡、腐败等因素。不过这些因素相较于上述的社会经济学都是次要的。这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因素所决定的，大家无需为此而感到沮丧，而是应该抱持着平常心去对待。

中国足球若想成为世界足坛上的劲旅，甚至是具备赢得世界杯的实力，那么我们还得等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能开拓的工业产业领域都开拓完了而后经济饱和的时候。到那时，中国人均收入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持平而成为发达国家。至少要等到2049年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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